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50th Anniversary Seminar — Recovery from COVID-19 [CCL]

日期

2021-06-03

時間

15:00 - 16:30

會場

AAB 301

講座登記(截止日期: 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時五十九分)

 

研討會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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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摘要

顧伊麗博士

(教育學系)

反思COVID-19 疫情: 從「樂觀偏見」中吸取教訓
COVID-19爆發以來,來自意大利、羅馬尼亞、美國、英國和中國等的研究報告稱觀察到「樂觀偏見」。此現象也有在過往地方性和大流行性疾病如H1N1,H5N1,A/H7N9和SARS的研究報告中被指出。受樂觀偏見影響的人(錯誤地)認為自己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研究指出︰

 

  1. 錯誤地低估個人風險的人不太可能採取適當的風險預防措施,例如戴口罩、遵守社交距離或家居隔離令。
  2. 樂觀偏見保護個人免於焦慮和恐懼,但同時也增加了病毒在人群中傳播的可能性。
  3. 樂觀偏見會削弱我們對疫情的了解能力。
  4. 充分及準確的公共衛生信息,有助糾正樂觀偏見。

 

個人風險判斷上的偏見會帶來很高的社會成本,導致病毒被更廣泛傳播。了解認知陷阱,可為(未來)疫情爆發作更周全的準備。

高蒙博士

(地理系)

新冠疫情,空氣質量與氣候
在COVID-19封城期間,人類活動的限制顯著減少了中國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但是,在中國各地觀察到截然不同的臭氧濃度反應。在北京-天津-河北(BTH)和長三角(YRD)地區,從封城前到2020年封城期間,臭氧濃度分別增加90.21%和71.79%,大大高於2015年至2019年同期的等效濃度(69.99%和43.62%,p<0.001)。相反,在珠江三角洲(PRD)地區檢測到下降的數據(-1.1%)。統計分析說明,二氧化氮(NO2)的急劇下降是BTH區臭氧增強的主要驅動力,因為它是一個NOx飽和區。在長三角地區,季節變化引起了溫度/短波輻射通量的變化,而鎖定導致了二氧化氮的下降,乃歸因於臭氧的上升。在珠三角地區,臭氧的輕微下降是由於輻射強度的降低。臭氧對中國COVID-19封城的不同反應機制為中國各地的臭氧控制策略提供了重要見解。

Prof. Alistair Cole 和 Dr. Dionysios Stivas

(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

信任、透明度和從COVID-19中吸取的跨國經驗教訓
本文透過比較中國、香港、台灣和英國這四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健康危機管治模式,分析不同的信任和透明度組合,如何提供理解COVID-19大流行下公共管治的理據。COVID-19這事例說明了信任與透明度之間的悖論,即建立信任是需要透明度(中國早期嘗試否認病毒的存在和控制信息的反應便是佐證),但是透明度亦會損害信任度(重點在自由民主的失效及對危機管理不善的範圍內)。人際、公民社會及政治上的信任是即時控制病毒擴散的關鍵,而透明度和開放性則是擁有長遠適應力和可持續政策回應的先決條件。透明度和信任之間的關係,在開放型社會的背景下最為重要,此概念有助進行有意義的調查和聯想。無私的政治領導工作尤其落在主要的民主國家上,確保全球的衛生監察。

黃文江教授

(歷史系)

疫情新常態下香港教育的一些初步觀察
本研究旨在了解及討論疫情新常態下香港中學及大學教育的一些情況,尤其有關於課堂教學內容及社區的考察等。

楊劍雲博士

(社會工作系)

網上輔導對情緒困擾者的果效
自COVID-19爆發以來,香港居民的精神健康狀況有惡化跡象,焦慮症和抑鬱症的患病率,比COVID-19爆發之前更高。縱使出現焦慮症和抑鬱症症狀,基於本港防疫社交距離措施和社會污名等原因,市民大多抗拒接受傳統的面對面輔導服務,此舉會令他們的精神健康惡化。為了回應服務需求,筆者最近研發了網上輔導服務。在為期八週的治療中,服務使用者在家中學習八個網上課程,每週完成一個課程。此外,社工會每週透過短信和/或電話向使用者提供輔導服務。這質性研究,是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探討上述電話輔導的效能和質素。透過目的抽樣研究方式,在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期間,研究人員為10名服務使用者進行了深入個別面談。本研究結果有助本港進一步發展網上輔導服務。

李耀泰博士

(社會學系)

跨越國界的全球健康?檢視世界衛生組織關於肺炎疫情的道德界線論述
為甚麼了解世界衛生組織(世衛)關於COVID-19的論述那麼重要?人們可以透過世衛的論述學習到甚麼?本研究同時採用量化以及質化分析方法,針對世衛在2020年1月至6月期間關於COVID-19的官方論述進行研究。學者發現在其論述中,世衛經常使用具有道德意涵的語言,在文化層次上影響了其他國家和個人如何去理解疫情。具體來說,世衛在提到全球社會時,經常採用了批判性的言論和詞彙,但對於另一個國家:中國,卻有著不成比例的讚美和肯定其防疫措施的支持言論;至於其他國家,不是甚少被提及、就是被批評不夠努力。從世衛對於不同主體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其有意或無意地在全球社會、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劃出了相應的道德界線。這樣的道德界線可能在全球防疫上造成相當程度的負面影響。本研究針對世衛在全球健康管治的角色上提出反思,並對於全球社會和健康文化的相關理論作出貢獻。

段艷平博士

(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

新冠病毒病大流行期間長者的社會認知因素、個人預防行為和健康結果
長者是新冠肺炎的高風險群組。個人預防行為(勤洗手、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對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起重要作用。長者的社會認知因素、個人預防行為和健康結果的關係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我們通過網上問卷調查對中國長者(n = 928;平均年齡= 67.24歲)和德國長者(n = 222;平均年齡= 69.09歲)進行了五項研究。結果發現(1)社會認知因素(健康知識、計劃、自我效能感)與個人預防行為有顯著關連。相關的關係在跨時間和混合樣本中(中國和德國)均存在;(2)採取更多個人預防行為的長者具有較低的抑鬱水平和較高的主觀生活質量水準。其中,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長者獲益更大。研究結果將為制定促進長者個人預防行為和健康的政策及介入提供了科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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